根据电影《茶馆》分析其中的民俗表现及其原因
创作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就是影片的完整历史背景，无疑是老舍在当代的杰作。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分别是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这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是当代作家普遍热衷的。对这一宏大题旨的表现，作者选择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所能驾驭的轨道。“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 《茶馆》的作者老舍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入手的角度，并把对他们的表现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没有运用中心情节和贯串全剧的冲突——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众多的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这些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其中，常四爷、王利发和秦仲义贯串全剧。 影片中的角色人物，从他们的性格、生活道路各不相同，“旗人”常四爷耿直，“一辈子不服软”；秦仲义办工厂，开银号，雄心勃勃；掌柜王利发则“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但最终都走投无路，为自己祭奠送葬。“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剧中的悲凉情绪，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困惑与绝望，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意，无奈与悲戚！ 总得来说，作家老舍《茶馆》的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恶。新旧社会对比既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他对于“旧时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熟悉，他对普通人的遭际命运的同情，他的温婉和幽默，含泪的笑，使这部作品，接续了老舍创作中深厚的人性传统。而作为电影，《茶馆》中的一代卓越艺术家他们卓远的演出，对确立该影片在当代的“经典”地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也是不容置疑的。
草原人们现代生活
《草原上的人们》讲的故事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儿。那个时候，内蒙古草原刚刚建立人民政府，生长在这片大草原上的人们，都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年轻的玛拉沁夫，有感于科尔沁草原发生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动笔写下了《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并大胆地将自己的文章寄到了北京，他的命运随之开始发生改变：他成为了新中国的作家，《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更被当时著名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著名的编剧海默，来到了玛拉沁夫面前；倍加重视的东影光导演就派了仨人：徐韬、朱文顺、广布道尔基；演员则选自各文工团，他们是恩和森、乌日娜……
他们一起到了美丽的大草原，他们穿过大风暴寻找迷失的马群，他们扑灭大火，击破阶级敌人的破坏；他们歌唱生活，迎来美好的爱情……无论是艰苦还是欢乐，记忆中他们充满怀念，分不清是电影还是现实？
因为这就是草原人民的幸福生活！幸福的生活，定格在一部五十年前的电影胶片上，除了歌曲，许多事情人们都可能模糊了、忘记了……
这样幸福的生活后面，许多人的命运也发生着转变：
舞蹈演员乌日娜没有再跳舞；
玛拉沁夫后来又写了一部关于草原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导演朱文顺，爱上了草原；
1966年导演徐韬跳入钱塘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编剧海默被装进麻袋，乱棒打死；
1966年，主演恩和森与死亡擦肩而过，历尽劫难的恩和森老年最爱的还是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