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名人有谁
拉美意义最大的名人是：
何塞·马蒂（1853—1895年）
古巴卓越的诗人、杰出的民族英雄、伟大的思想家。
马蒂在古巴、拉美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拉美现代主义的开路先锋，他的诗篇《伊斯马埃利约》、《纯朴的诗》和《自由的诗》，他的散文《我们的美洲》、《美洲我的母亲》《玻利瓦尔》等在古巴和拉美脍炙人口。
马蒂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是古巴的民族英雄。他从15岁起就参加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活动，42岁便牺牲在独立战争的战场上，他短暂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争取祖国独立和拉美自由的事业。
马蒂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他卷帙浩瀚的著作中包含着深邃的思想。他主张民族独立，后来，马蒂成为古巴民族的英雄和象征；主张建立一个自由的、有尊严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应保障人的尊严；主张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通过各国行使自主权以实现世界平衡，这一思想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出现严重失衡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张人人平等，认为人不分种族，都是平等的，号召拉美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马蒂的思想写入了古巴共产党党纲和古巴共和国宪法，成为古巴党、国家和社会的指导思想，并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给讲讲切格瓦拉的故事？
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是一个西班牙和爱尔兰裔家庭的长子。他出生证明上的日 童年格瓦拉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资料认为他实际上出生于1928年5月14日。他的出生证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饰他母亲在结婚时已怀孕的事实。格瓦拉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1715年出生于爱尔兰，后经西班牙转辗来到阿根廷，在18世纪末，他已成为了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样也是贵族家庭，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结婚。
格瓦拉父亲在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写到：
“5月（注：1930年）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从此格瓦拉便患上了严重的哮喘。受这个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尤其是作为阿根廷共产党员的姨父母）的影响，格瓦拉从小便对政治十分热衷。虽然患有哮喘，但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1948年，他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
漫游美洲
青年格瓦拉，摄于1951年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格瓦拉时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游。1950年1、2月暑假时，他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了约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Alberto Granado）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在路途的中间他们的摩托车坏掉了。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作了几个月的义工。
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认为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离家8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在他此时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所写的日记后来被成册出版，依此好莱坞于2004年拍摄了电影《摩托日记》。
旅行结束后，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毕业于医学院。他本可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命运转变
由于庇隆政府当时在阿根廷的的独裁统治，担心儿子被征用做军医的母亲让格瓦拉逃离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在危地马拉，格瓦拉结识了许多由于反抗独裁统治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其中有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后来在墨西哥，她成为了格瓦拉第一任妻子）。格瓦拉与这些革命者一起投入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务。在这一时期，格瓦拉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等。
1954年2月12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格瓦拉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有联系，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空想家。置身于这个环境中，在危地马拉劳动党这一批人中间，我有意地站在赞成危地马拉政府的立场。于是，我就跟有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有联系。还在几个工会里当医生。”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马斯领导的雇佣军，准备颠覆阿本斯政权。1954年6月，武装到牙齿的阿马斯的雇佣军（共有800人，其中200人是危地马拉人）入侵危地马拉。6月27日，阿本斯总统被迫辞职。阿本斯政权被颠覆后，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地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也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
在危地马拉的革命经历使格瓦拉认识到：要用医道去造福人类，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从此，格瓦拉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目前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
随后，他前往墨西哥避难，并在此结识了劳尔·卡斯特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
参加革命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罗兄弟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在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作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Granma）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图斯潘（Tuxpan）出发，驶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了两天，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的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军队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了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了一名战士。
格瓦拉在古巴，摄于1958年11月剩余的游击队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安顿下来，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了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为了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击队员约有280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战斗之后，到12月27日，革命军拥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万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军成功占领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这段经历，被格瓦拉写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为官从政
战争结束后，古巴新政府成立，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伊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离婚，他们唯一的女儿由格瓦拉抚养。6月，格瓦拉同参与了古巴革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莱达·马奇（Aleida March）结婚，之后他们共育有4个子女。 为官从政格瓦拉
首先，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死了156人，但一般认为，人数可能高达600。1959年10月，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格瓦拉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定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 格瓦拉参加义务劳动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4月1日他乘飞机离开了古巴，前往刚果（金）。
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同时格瓦拉周末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厂里劳动。
出走刚果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一些资料指出，在之前他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这次行动。在最初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的协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绝了他的帮助，认为其是完全无意义的，并写到：“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在的人”。
格瓦拉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
与刚果政府军一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此时正全程监控格瓦拉部队的对外通信，以便于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许的是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事后格瓦拉在他的《刚果日记》里回忆，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是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丛林吃足了7个月的苦头之 格瓦拉在刚果，摄于1965年后，病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剩存的古巴战友离开刚果（有6个伙伴没能活着离开）。格瓦拉一度考虑将受伤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的苦苦哀求，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刚果。离开刚果的格瓦拉并没有因此回到他熟悉的古巴。在卡斯特罗公布的格瓦拉道别信里，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为此，格瓦拉深觉在道义上他不应回古巴。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格瓦拉极其低调地游走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布拉格以及东德。这段时期，格瓦拉除了记载他在刚果的经过外，还开始起草两本书，准备对经济学及哲学加以论述。在卡斯特罗获悉格瓦拉的下落后，极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则明确地声明，除非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活动，因地利之便，他会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回到古巴进行筹备工作外，他将不再踏上这片土地。
转战国外
1966年至1967年间 ，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带领游击队员进行革命活动。 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伙伴亦编改了一些游击队的活动方式。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里恩托斯得知他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错误判断令他后来惨败。他准备只是应付玻利维亚军政府及其一支训练和装备皆极差的军队，却没有在意玻利维亚身后的美国。 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摄于1967年当美国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动地点后，很快便派出了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反革命。因为美国的援助，玻利维亚军队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训练，当中更包括了一支以应付密林战而组织的别动队。而格瓦拉在游击活动中却得不到地方分离分子及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预期协助。这时，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射机损坏令他无法寄发消息到哈瓦那，游击队员用来给从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解码的录音机亦在渡河中亦丢失了，这令格瓦拉的游击队完全地被孤立。由于美国对玻利维亚政府的军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
另外，CIA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亡分子设立了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为搜寻格瓦拉的支持者，几乎有300,000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
壮烈牺牲
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拉伊格拉，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透露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营地。1967年10月8日，当格瓦拉在拉伊格拉附近带领巡逻，特种部队包围了营地并且捉住了他。他在他的腿受伤后投降。关于他被擒时的情景分别有几个版本，有说法在冲突期间，有几个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对您来说比死更有价值”。另一说法是他被捕获时身份仍然不为人所知。他在捕获之时佩带著一只刚收到的礼物劳力士手表。巴里恩托斯总统知道他被擒后，马上下令处死他。格瓦拉被囚在一个破落的校舍一夜后，第二天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绑在板上的情况下被一个抽签抽到了短秸秆的玻利维亚陆军中士枪毙了。一些人认为那个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头开枪。被广泛认同的是，他开枪射格瓦拉的双腿以令他的面孔完整以便证明身份，并假装是作战的创伤以隐瞒他被枪毙。处死他的是政府军的一位中士（这个中士后来2007年在古巴通过医疗福利系统治疗了白内障）。他喝了一点酒壮胆后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的格瓦拉站了起来。中士命令他坐下，格瓦拉却说：“我知道你要在这里杀死我。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杀死的，是一个男子汉！”中士有些生气，直接举起枪打向格瓦拉的胸膛。另一个版本是在行刑前刽子手颤抖着不敢开枪，格瓦拉平静地对他说：“开枪吧，胆小鬼，你只是要杀死一个人而已。”他的尸体被直升机送到了一个地方医院并展示给媒体。关于他的遗体的照片成为了一个传奇，当地修女认为他的样子很像耶稣。在一名军医切断了他的双手之后，玻利维亚的陆军将校将格瓦拉的尸首转运去一个秘密地方，并拒绝透露他的遗骸是否已被埋没或火化。
格瓦拉之死玻利维亚搜捕格瓦拉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头子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在听说格瓦拉被捕的消息后，将消息经由南美各国的CIA驻地，然后才传回至CIA 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总部。将他的死讯公之天下这做法，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令游击队放弃幻想。在处决后，罗德里格斯还取了格瓦拉的劳力士手表和几样私人物品，在往后的日子里经常骄傲地展示在记者面前。
格瓦拉在1967年10月9日下午1:10被处死在拉伊格拉的一间校舍。
玻利维亚当局在1967年10月11日正式宣布了格瓦拉在1967年10月9 日被杀。1967年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认为大力鼓舞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影响遍及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编辑本段迟到的葬礼寻找遗骸
格瓦拉牺牲时，他带领的游击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个别人幸存。
格瓦拉的尸体究竟被埋在哪里，事隔多年，已没人能说得清。20世纪90年代，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南美洲国家相继完成了政治民主进程，使寻找格瓦拉和他战友的遗骨出现转机。
玻军方提供的线索称，格瓦拉和另外6名游击队员遇难后不久，就被埋在距格兰德峡谷5公里的一个叫卡尼亚达·德尔·阿罗约的地方，此地现为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当时参加掩埋的几个证人回忆说，因为是在夜间掩埋的，周围黑乎乎的，根本就记不住掩埋的地点，只记得他们被埋在同一个墓穴里。
1995年11月底，在玻利维亚政府的支持下，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古巴联合组成专家小组，着手调查和寻找掩埋格瓦拉的地方。1995年12月底至1996年3月中旬，小组在上述废弃飞机场某个地方发掘出4具尸体，其中一具被确认为玻利维亚籍游击队员。1996年6月，小组又发掘出一具古巴籍游击队员的遗骨。小组为取得重要突破而十分振奋，决定扩大战果，尽量找到更多游击队员的遗骨——特别是格瓦拉的遗骨。专家小组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采取高科技手段，使发掘范围缩小到最小。古巴先后派出10余名顶级专家，协助发掘工作。在玻利维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掘被锁定在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1997年6月28日上午9时，发现第一具遗骨；29日中午，发掘人员在一块绿色尼龙布的导引下发现了第二具；30日又发现一具。7月1日上午第四具，下午第五、第六具相继被发现。这天下午17时，正当发掘人员准备收工的时候，有人突然触碰到一块棉织物碎片，旁边是一具长长的骨架，颜色明显比其他被发掘的尸骨灰暗。这会不会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格瓦拉？ 格瓦拉遗骸7具遗骨被送往圣克鲁斯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3名阿根廷人类学家、3名古巴法医和1名古巴考古学家对7具遗骨逐一进行甄别和鉴定。
7月3日，《格拉玛报》昭告天下：根据对有关史料的研究，包括格瓦拉在内的7名游击队员系于1967年10月10日～11日被埋在同一墓穴内。稍后几天的报道说，经专家鉴定和甄别，“7具遗骨中之一已基本肯定为格瓦拉”。其他6具分别是4名古巴人、1名玻利维亚人和1名秘鲁人，特别要说明的是，此名秘鲁人为华裔，名叫Juan Chan（胡安·陈或胡安·张），他在革命队伍中的绰号就是“中国人”（El Chino）。
1997年7月12日，古巴政府派专机接回格瓦拉及另外4名古巴籍游击队员的遗骨，另外1名玻利维亚人和1名秘鲁人的遗骨，也在稍晚时候应牺牲者家属要求交给了古巴。
1997年，格瓦拉的无手身体骸骨在Vallegrande被掘出，由DNA辨认吻合，并运返古巴。在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遗体以顶级军事荣誉安葬在圣克拉拉一个被修造的陵墓，以纪念他在三十九年前赢取了圣克拉拉战役——古巴革命的决战。
英雄葬礼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格瓦拉铜像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闭幕后，悼念活动相继展开。14日，格瓦拉遗骨移送圣克拉拉。当天，哈瓦那通往圣克拉拉的公路实行管制，任何闲杂车辆不得通行。圣克拉拉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切-格瓦拉是一个怎样的人？应该怎样评价他？
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他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新政府担任了一些要职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在其它国家继续发动共产革命。在玻利维亚，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死后，他成为了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有大量文艺作品以他的名字命名。
格瓦拉死后，随着他的尸体的照片的传播，格瓦拉的事迹也开始广泛为人所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抗议将其杀害的示威，同时出现了许多颂扬他，和记录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学作品。即便是一些对格瓦拉共产主义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对其自我牺牲精神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他之所以被广大西方年青人与其他革命者区别对待，原因就在于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而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境。当他在古巴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并战斗直至牺牲。
特别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东和西方的年轻人中，他成为一个公众偶想化的革命的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一幅由著名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的生动的肖像照片迅速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图片之一。而这幅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简化并复制成为许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报和棒球帽）上的图案。格瓦拉的声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莱斯和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贝隆夫人》中他成为了旁白者。该音乐剧讲述了格瓦拉由于胡安·贝隆的受贿和专制，而对贝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这个旁白者的角色是虚构的，因为格瓦拉与贝隆夫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埃娃·贝隆有关的事情是他在孩提时代曾经给贝隆夫人写过信，信中向贝隆夫人索取一辆吉普车。
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六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于1997年被安置于一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Plaza Comandante Ernesto Guevara）特别的陵墓之中。该陵墓位于古巴圣克拉拉，2004年，大约205,832人参观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国人，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游客。该处陈列了格瓦拉写给卡斯特罗的道别信（信中，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的原稿。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格瓦拉无疑是拉丁美洲桀骜不驯、浪漫骑士化的游击战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继承人，在他前面则是卡兰萨、潘乔·比利亚和帕萨塔。当这个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端起长矛时，曼德拉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南非律师，南美洲诸多国家仍然是个分裂的前殖民地国家，整个拉丁美洲被形形色色的军人独裁政府占据。在他死后，拉美的革命游击战争再没有能达到他期望的效果和高度。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中强调，缺乏长期系统化的农村动员和结构严密的干部队伍，精英化、具备高度献身精神的起义者只是丛林中的一撮暴乱分子。1964年，阿根廷军政府消灭了马蒂赛游击队；60年代末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因新总统雷奥尼的政治宽容改革而分崩离析，在哥伦比亚，“黑色骑士”费尔明·查理和“神枪手”马鲁兰达创立的“民族革命武装”也因既没有系统的土地分配纲领，也不愿意动员印第安原住民，始终未能摆脱殖民时代的盗匪形象。1968年，秘鲁游击运动领导人约瑟夫·汉森在第四国际大会上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革命主义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孤军作战，在国内无法发动农民，无法和教会、知识分子、工人达成任何一致，在国际上从未得到过莫斯科或哈瓦那的支持。
格瓦拉的牺牲与古巴式武装输出革命模式的暂时失败，反而激发着拉美乃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公正的追求。从6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切的“新人”观念影响，智利的弗雷斯诺·红衣主教与尼加拉瓜的布拉沃主教，分别成为桑地诺、皮诺切特等军事独裁者最有威胁、最激烈的反对派领袖。而巴西的卢拉·席尔瓦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则把在拉美湮没已久的“民众主义”，与格瓦拉式的社会平均分配理想重新拾起，当作反击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和自身经济结构恶化的全新武器。
[编辑本段]批评
虽然格瓦拉被许多人视为英雄，但他的反对者们在他的遗产中发现了他们眼中格瓦拉一生中不那么光彩的部分，他们认为格瓦拉热衷于处死古巴革命的反对者。一些格瓦拉的著作被作为这种狂热的证据，其中的一些被Alvaro Vargas Llosa（他的众多坚决反对者中的一个）所引用。比如，在格瓦拉的Message to the Tricontinental一文中，他写道：“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纽约太阳报作家Williams Myers给格瓦拉贴上了一个“反社会的暴徒（sociopathic thug）”的标签。其它一些美国报纸的批评家也有同样的评价。这些批评家声称切·格瓦拉本人应该对古巴监狱中数百人受酷刑和被处死，以及他领导的古巴革命武装控制或造访过的地区数量多的多的农民被谋杀负责。他们也相信格瓦拉是一个拙劣的战术家，而不是一个革命天才，他从没取得过一场有记录的战斗的胜利。一些批评家认为格瓦拉在阿根廷读医学院时是失败的，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获得了医学学位。
而对格瓦拉最严厉的指责来自于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他在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的谈话中指出：格瓦拉是“盲动主义者”，他“脱离群众，不要党的领导”，在古巴获得偶然性胜利后没有认真进行总结，就跑出去盲目地推销经验。“不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不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逐步取得胜利”，而是“不管有无条件，以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结果给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害人害己。格瓦拉的英雄形象，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青年的偶像崇拜心理和知识分子缺乏分辨力给抬举出来的。（以上观点出自《周恩来》 1971年5月31日）
评周恩来对格瓦拉的批评：这件事情必须讲清楚，那就是：周总理对格瓦拉的批评是就其方法论（技巧、策略等）而言的，对于他崇高的世界观（动机、目的等）并没有做评价，因为，那是一种崇高的事实，不需要评价。越是对他方法论的批评，越是对他的深切重视和帮助，就好比一个父亲看见儿子事情做的不理想，于是用最大的愤怒强烈地批评儿子一样，这和批评那些处于对立面的剥削阶级是性质不同的。革命者内部在相互激烈地批评、论战之后达到团结一致，然后开创崭新局面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周总理当然是要批评格瓦拉的。